“众声喧哗”背后的无尽孤独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读书笔记

杭州育才中学 初一语文组 张晗

2011年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6年底刘震云将这部作品搬上了荧屏，一下子将这部作品由小众化扩散到大众化阅读，趁着暑假的间隙，我也细细品读了这部作品。从《一地鸡毛》关注日常生活，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手机》关注语言困境，刘震云无疑是当代作家中最能触摸到社会本质和人性特征的。其中《一句顶一万句》是他迄今为止最成熟的作品，其朴实无华的文字背后，诉说的不仅是杨百顺的挫折和创伤记忆，同时也寓意着“众声喧哗”背后的无尽孤独。

小说的叙述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叙述方法是“二元论”，情节由两部分构成，上部“出延津记”的历史舞台是民国时期，主要叙述乡间子弟杨百顺的生活经历及其连带的民间生活网络；下部“回延津记”的历史舞台集中于“文革”后的新时期至今，主要叙述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建国的生活经历及其连带的民间生活网络。上下两部都围绕一个“说”字展开而来：杨百顺与人沟通不畅，四处碰壁，唯一应对的方式是不断地更换自己的名字，从杨百顺到杨摩西到吴摩西再到罗长礼，每一次都是那样的无可奈何；而其养女的儿子牛建国也因寻找祖先，只为吴摩西生前留给巧玲的一句话，碌碌奔波，最终回到故乡却又是说不出的失落。

“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原是林彪称颂毛泽东无限正确的赞语，此处作者匠心独到以此作为标题，足以可见其背后的反讽意味深长。以说话作为小说的主体，并给人物加以复杂的逻辑关系，小说通过文本的复杂叙述，旨在构建一个盛大的结构性生存困境——语言困境。

小说通过杨百顺的“出走”和牛建国的“寻根”显现中国文化里的生存困境：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但都特别关心别人干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是十分亲密的，干预别人、了解别人、窥视别人的这种欲求十分旺盛，但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却又是非常深的。

人生于语言之中，所有的言语都要求回答，说总是意味着听，意味着有所回应，即使这种回应是没有着落，哪怕回应的只是沉默。但我们也经常陷入无法说，不能说和说不清的困境之中。能说和无法说的局限，恰恰就是我们生活的局限。”“事不拿人话拿人。”、“不是人拿话，而是话拿人。”说话具有不可预知的力量， 说话的结果又往往不是说话者的本意。杨百顺屡次被人赶走皆因为说话，既有“说”也有“被说”，以致他不敢张嘴，因为成为一张嘴就会成为犯错的主人和仆人。常言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们所说的一个能指可能会对应着几个所指，不知道说者说出的是哪重意思，更不知道听者记住了哪重意思，而往往人们记住并传播的是它的负面意义。小说中秦满卿就是被一句话毁了婚姻，“世上啥最毒？就是人的心。人心毒不是说它狠，是说大家遇事都不往好处想，盼着事坏。”

人与人本质上是不能沟通的，萨特曾说“他人即使地域”，人的内在远比现实复杂丰富。同时语言的有限性、复杂性，致使人与人之间每个个体都是孤独的。然而小说中不论是杨百顺、牛建国还是老马、老曹、老詹等人，他们都企图从他人身上找到“一句贴心的话”，同时他们也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话，故而相互诉说。但这种为掩饰内心孤独的说话，恰恰说明他们离得很远。

这种孤独之感是渗透到整个灵魂的，如文中一段老汪讲解《论语》的叙述：“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有朋友，才把这个远道而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 在刘震云看来，别说找到知心朋友不容易，就是找到了，当你变化了，朋友变化了，生活变化了，这其中任何一个变化发生了，你的朋友就不是朋友了。孤独在这个社会是无处倾诉的，这种孤独和西方的不同，它来得更原始、更弥漫。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众多人物中，不仅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他们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也大相径庭、别具特色。最具代表的莫过于杨百利的“喷空”，“所谓‘喷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其实就是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或者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甚至能将一件事扯出十件事，包含假话、瞎话、掏心窝的话。“喷空”这种说话方式类似虚构的某种功能，是一种没人相信也没人需要相信的东西，因为它的功能不是传播宣传意义，而是一种自我满足和宣泄的情绪和态度借以表达的出口。“喷空”总是添枝加叶，更多的时候是无中生有，它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是一种使用的价值而非表达的功用。小说中的杨百利却将此作为一种能力，而众听众甚至将他的“喷空”作为一处戏来看，觉得他“喷”得有些张致。在这“一万句”的“喷空”中，所有熟悉的事物都变得陌生，所呈现的只是一个“虚假”的世界，然而小说里的杨百利却乐此不疲地构建这样一个世界。

过去人们对农民总有偏见，认为农民的特征就是沉默寡言，说话与交流总是城里人、文化人的事。但在刘震云笔下，每个农民都有自己内心的交流愿望，要找个能说到一块的人，不论是“小嘴不停”的县长小韩，认为“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的省长老费，还是上文中“喷空”的杨百利。说话是为了找听话，刘震云断定，“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传教的老詹，一心认为杨百顺是信主，激动起来就给杨百顺讲一晚上的经，但杨百顺一句也没有听全。赶大车的老马和买豆腐的老杨，在一起不怕别的，就怕聊天，因为他们根本聊不到一块去：聊起话来，每次都是老杨占老马的便宜；老马从老杨那里，听到的全是废话。找不到人说话，成了延津人的悲哀。

事实上，综观中国的文学史，“找不到人说话”这一命题又何止仅出现在刘震云的笔下。“我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式故事大量存在于中国的小说中，比如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多么想“说我们的阿毛”的故事啊，可是有谁会“听”，又有谁“听”得懂？“说”的冲动反而成了笑柄。中国原本就是世俗的，从来没有过神圣的倾听者，中国人注定无处去“说”。也正因为如此，刘震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在文本的叙述中也时时表现出这种难“说”的境况，试图运用世界的本样去叙述。正如刘震云自己所说的“原来世界上的事情都绕”，在叙述的时候，字里行间我们都不难发现这种“绕”。例如小说开头：

“杨百顺他爹是个买豆腐的。别人叫他买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买豆腐，入夏还卖凉粉。买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低看不起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买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

一段描写文中主要人物关系的叙述，刘震云偏偏运用大量的否定词，把一个极为简单的人物关系用200个字叙述得十分复杂。综观整部小说，“不是……而是……” “也不是……也不是……而是”、“不是……也不是……还是”之类曲里拐弯的句式特别多，这种“绕”应该是作者刘震云特意而为之，他变着法子破坏说话的规矩，或者反着说，或者拧着说，或者是戏谑，或者是反讽，正变相地表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交流的复杂与困难。除此之外，在介绍人物的时候，刘震云特别爱用“谁，也就是谁谁，也就是谁谁的谁谁”这样的句式，这种繁琐冗杂的叙述，也恰恰表现现实生活的琐碎。

在这种鸡零狗碎的生活中，刘震云认为，“无话”是人与人关系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状态。人们忙忙碌碌，吵吵闹闹，看似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但这些话里到底有多少是有用的话，有多少是没有用的话，有多少又是废话和无聊的话？仔细想想，百分之五有用就不错了。既然有那么多无用的废话，人们又为何要绞尽脑汁地去“说”呢？原来人们说的废话并非完全没有意义，这些废话其实是在制造一个屏障，掩饰住我们真实的内心。每个人都希望找一个知心的人说说知心的话，都渴求从自己的“一万句”中得到别人那“一句”贴心话，但那“一句话”又恰恰是无法显现和难以抵达的，于是每一个人又都困境在语言的牢笼中，成为一个个孤独的个体。

“众生喧嚣”背后的无尽孤独实在是语言的悲哀，当语言成为无法化解的悖论，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永远都走不出一个“绕”字，“找不到人说话”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我们没有一个面对自己内心沉默向度的时候，或许我们都会成为另一个杨百顺、另一个牛爱国，在琐碎的生活中忙忙碌碌，不知所以，只为寻找那句能“顶”一万句的贴心话。